按照媽媽囑咐的“少和別人接觸”，小寶乖乖地躺在床上一個星期了，沒有到屋外去玩耍。

小寶每天醒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開擱在枕邊的DVD電視一體機看碟片。

11月24日，小寶術后尿道疼痛，李敏扶著小寶來到張家界市人民醫(yī)院治療。

2014年1月，湖南省張家界市桑植縣一年級學生張小寶因車禍住院輸血，隨后輾轉長沙、上海等地醫(yī)院診療，在2015年7月被確診感染艾滋病毒。在排除了母嬰傳播、性傳播等途徑后，張小寶的母親李敏懷疑問題就出在救治環(huán)節(jié)。

但相關的5家單位都不認可小寶感染艾滋病與其有關。

溝通未果，李敏母子走上訴訟之路，向張家界市人民醫(yī)院、張家界中心血站等五家單位索賠115萬余元。

2016年10月18日，張家界永定區(qū)法院一審判決，該案無法判斷各被告的責任大小，五被告平均承擔40余萬元。

目前，五家單位均提出上訴，李敏也以一審判決賠償過低為由上訴。

在整個調查過程，不同當事單位對事件的認定與還原，與日本已故導演黑澤明名作《羅生門》有頗多相似之處。

十平米的屋子，大門和窗戶朝著幽暗的走廊，窗戶上五彩的玻璃透出暗光。

39歲的李敏坐在床邊看著兒子發(fā)呆。

10歲的男孩張小寶，艾滋陰影還沒有顯現在他幼稚的臉龐。他似懂非懂，按照媽媽囑咐的“少和別人接觸”，乖乖地躺在床上一個星期了，沒有到屋外去玩耍。

他醒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開擱在枕邊的DVD電視一體機，熟練操作按鈕，碟片飛轉，發(fā)出唰唰的聲音，光線在他的臉上變幻。

每天的日子如此雷同?，F在，李敏想的更多的是上訴的事情，她看不懂判決書，只有胡思亂想，想多了頭痛，就吃一顆鎮(zhèn)痛片。

她臉上總帶著沒有睡醒的疲倦，眼皮發(fā)腫，臉龐木訥，說話的時候低著頭；她描述這間屋子如同他們的命運，分不清白天黑夜，在張家界這座著名的旅游城市里，活得像兩只螞蟻。

“天上掉下的艾滋病”

李敏與丈夫張某在1998年結婚，1999年大兒子出生，張小寶在2006年出生。

夫妻倆都是小學畢業(yè)，家里有1畝2分田，收成不好，就一直在外打工，一年可以掙4萬余元。

張小寶是李敏在浙江打工時生的，“出生時皮膚好，光滑，像個小女孩。”

李敏請人為小寶算過命，她記得算命先生的話，如果災難挺過去了就不是一般人。

“沒想到災難這么大，老天爺這個玩笑太大了”。她說。

2012年張小寶回到桑植老家讀書。成為了留守兒童，和奶奶住在一起。

他在村小讀書，學校到家不過1公里。2014年1月3日下午4點半，放學后的張小寶在一處上坡轉彎處，被一輛拉滿石料的拖拉機撞傷。

經鑒定，張小寶尿道斷裂，直腸會陰損傷，盆骨骨折，重傷二級。

李敏介紹，張小寶被送到了桑植縣醫(yī)院包扎，當天送往張家界人民醫(yī)院救治。

病歷記錄顯示，入院前，張小寶無外傷史，手術史，輸血史。2014年1月4日的檢驗報告單顯示血清樣本的檢測項目“人免疫缺陷病毒抗體”結果為“陰性”，意味著張小寶未檢查出艾滋病。

張家界人民醫(yī)院給張小寶做了手術，1月4日、5日，醫(yī)院兩次為張小寶輸入四袋O型RH陽性血，血液分別來自四名獻血者，血液均由張家界中心血站提供。

第二次輸血的時候，李敏已從外地趕回醫(yī)院，目睹了兒子輸血的過程，“血液深紅色，裝在像葡萄糖輸液袋一樣的袋子里”。

護士還給張小寶輸入了人血白蛋白，生產廠家為山東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。

此后，為了尿道和直腸修復，李敏帶著小寶先后在張家界市人民醫(yī)院、湖南省兒童醫(yī)院、上海交通大學醫(yī)學院附屬仁濟醫(yī)院南院做手術治療。

按張家界市衛(wèi)計委事后統(tǒng)計，除2014年1月因車禍入院外，自2014年4月至2015年6月期間，患兒先后到湖南省兒童醫(yī)院住院1次、張家界市人民醫(yī)院住院3次、上海交通大學醫(yī)學院附屬仁濟醫(yī)院南院住院3次，并在長沙、上海等地接受手術。

2015年6月29日，張小寶第四次入住張家界人民醫(yī)院，醫(yī)生對張小寶進行人體免疫缺陷病毒抗體檢查結果為待復查。

李敏回憶，當時醫(yī)生把她叫到辦公室，表情略顯緊張，悄悄跟她說小寶可能感染了艾滋病，要到省疾控中心去確認。

這個結果像一記重錘砸在李敏頭上，李敏蹲下哭了很久站不起來。接下來的一個星期沒吃過兩頓飯。

7天以后，經省疾控中心確證，結果為HIV-1抗體陽性（+），意味著張小寶確實感染了艾滋病。

“天都要塌了，活不下去了。”李敏說，“這就是天上掉下來的病。兒子發(fā)生了車禍才撿回一條命，沒想到又感染了更可怕的病。”

5家單位均稱沒有責任

到底是在哪個環(huán)節(jié)讓張小寶感染上艾滋病？

李敏了解到艾滋病感染途徑有三種，血液傳播、母嬰傳播、性傳播。

她和小寶爸爸做了篩查，為陰性合格。孩子還小，不可能有性行為。排除了這兩項傳播途徑，李敏認為，問題肯定出在血液上。

她最先找了張家界人民醫(yī)院，醫(yī)院的醫(yī)生跟她說，不應該找他們，該院每次手術所用器械均嚴格執(zhí)行消毒標準，因此不可能在該院手術環(huán)節(jié)感染艾滋病。好比在城市的超市買東西，買到假貨要找廠家，血液問題要找血站。

2015年7月17日，張家界血站向家屬提供了一份“關于張某輸血有關情況的調查報告”（以下簡稱報告），結論是“本站認為，現可排除該患者經本次輸血感染HIV的可能性”。

報告顯示，張家界中心血站成立了由業(yè)務站長任組長的調查組，采血科查詢4名獻血者資料，獻血者身份信息登記正確，與獻血者一致，不存在冒名頂替情況，獻血者資料采寫規(guī)范，簽名完全，采血、交接等核對無誤。

張家界中心血站站長余剛寶介紹，獻血之前先填征詢表，分給獻血者唯一的條形碼，初篩乙肝、血型、梅毒等，并體檢，將血液拿回檢測，合格入庫，不合格報廢。

采血量一般是200至400ml，一般化驗的樣本為兩個5毫升試管的劑量，留樣保存在類似于輸液管一樣的管子里，叫血辮，血站留10公分約2毫升樣本，根據法律規(guī)定，保存血辮的時間為這袋血輸血后的兩年時間。

報告稱，血站檢驗科查詢并復查了4名獻血者的血液標本，為陰性合格，取4名獻血者當次獻血保存的血辮標本，重新檢測，結果為陰性。

新京報記者獲取了一份獻血者歷次獻血血液去向表顯示，輸給張小寶血液的獻血者分別為代某、覃某、汪某、朱某。

余剛寶介紹，代某和覃某在輸血給張小寶后，沒有再獻血。2015年7月14日、15日血站聯系兩人現場采血，核查為陰性合格；汪某、朱某在輸血給張小寶后，還再次獻過血，血液為陰性合格，所以暫無必要追溯獻血者本人再次采樣復查。

近四年中，四名獻血者除汪某獻血三次之外，其余每人都獻血兩次。血液供給長沙、張家界市的醫(yī)院，血液被制作成血漿、紅細胞、血小板，輸給了12人。

對于張家界中心血站的調查報告，小寶家人并不認同。他們認為血站自證清白毫無意義，即使血站提供證據也沒有證明效力，不排除移花接木，血液標本調換的可能。

北京大學醫(yī)學部衛(wèi)生法學教研室主任王岳認為，根據《醫(yī)療事故處理條例》，血站自查最起碼要在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的主持下進行，因為出現這種糾紛血樣是要封存的，如果導致標本破壞沒法查，責任要歸結于私自檢查的機構。

此外，湖南省兒童醫(yī)院和上海交通大學醫(yī)學院附屬仁濟醫(yī)院南院以及山東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均表示，沒有責任。

溝通無果，2015年9月，張小寶一家將張家界市人民醫(yī)院和張家界市中心血站訴至法院。

在起訴階段，小寶父母追加起訴了湖南省兒童醫(yī)院、上海交通大學醫(yī)學院附屬仁濟醫(yī)院以及人血白蛋白生產廠家山東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，向5被告索賠115萬余元。

互相矛盾的檢查結果

張小寶的律師郭建美說，在法院審理的質證階段，除了不認可血站“自證清白”，他們還發(fā)現了其他被告之間的不少問題。

郭建美說，湖南省兒童醫(yī)院向法院提交的張小寶住院病歷資料中，住院記錄顯示，2014年4月23日，查出艾滋病病毒抗體待復查，建議其至相關有資質的醫(yī)院進一步確診。

李敏回憶，2014年4月22日，她帶著張小寶到湖南省兒童醫(yī)院進一步治療。在醫(yī)院只抽查了血液，由于需要一個星期才能拿檢查結果，為了節(jié)約開支，他們2天后就走了，兒童醫(yī)院也沒有任何人告知她診斷情況。

郭建美說，這意味著，在2015年6月29日，張小寶在張家界人民醫(yī)院就診檢查艾滋病為待復查一年前，就已經發(fā)現艾滋病問題了，只是家屬并不知情。

湖南省兒童醫(yī)院安全辦主任彭國強承認，出院記錄上一般要書面告知家屬的，湖南省兒童醫(yī)院的瑕疵在于僅在住院記錄上把檢查出艾滋病待復查事項寫進去了，沒有在出院記錄上書面告知。

“如果告訴我，我就會問病情，肯定要去復查，不會拖了那么久，現在的被動就是兒童醫(yī)院未告知造成的。”李敏說。

蹊蹺的是，在湖南省兒童醫(yī)院治療后不到兩個月，張小寶于2014年6月10日第二次入住張家界人民醫(yī)院，6月11日檢查艾滋病病毒抗體為陰性合格。這與省兒童醫(yī)院兩個月前的待復查結果相矛盾。

張家界人民醫(yī)院安全辦主任唐承銀解釋，可能由于檢測時，對抗體產生的時間不一樣，或者對試劑的敏感度不一樣，有假陽性的可能，醫(yī)院不能作為確診的依據，必須要到疾控中心去確診。

此外，李敏發(fā)現，張家界人民醫(yī)院的這張報告單打印時間為2015年7月16日，距2014年6月11日的檢測結果出爐日期已過了一年多。

唐承銀解釋，當時的報告單有可能沒裝訂，或者搞丟了。

李敏認為，不排除醫(yī)院造假的可能，“報告單為什么和兒童醫(yī)院的報告矛盾，為什么又偏偏丟失了？”

郭建美說，對上海交通大學醫(yī)學院附屬仁濟醫(yī)院南院來說，小寶曾在2014年9、10月及2015年3月三次入住就診，然而醫(yī)院并未在手術前做艾滋病毒抗體的檢測。而根據衛(wèi)生部頒布的《臨床輸血技術規(guī)范》，對有輸血史的患者必須作抗體篩選試驗。

鑒定難題

今年8月，李敏向湖南省衛(wèi)計委遞交報告，要求對張小寶感染艾滋進行徹查。

根據原告的申請，張家界市永定區(qū)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11日依法委托某司法鑒定中心對張小寶在哪個醫(yī)療環(huán)節(jié)感染了艾滋病毒，損害后果與醫(yī)療機構是否存在關聯性、終身抗病毒治療費用以及勞動能力等進行鑒定，該鑒定中心在閱讀送檢材料后，認為根據現有材料難以做出具體的鑒定意見，不予受理。

2016年4月12日，張家界血站對四個血樣是否為獻血者的血液及艾滋病抗體進行鑒定，因四位獻血者拒絕采取血樣，鑒定無法進行。

由于保存該四人血樣的為短細管，不易轉入試管，為避免血樣由于在此轉管遭破壞，湖南省疾控中心拒絕檢驗。

張家界血站站長余剛寶解釋，短細管就是血辮，目前，四名獻血者的血辮還剩3、4公分長，大概是不到1毫升，此前做內部調查時用掉了一部分，到目前為止標本是封存的。

常德市中心血站副站長朱志斌介紹，樣本留存，在各個血站都不一樣，有的留在試管中，有的留在血辮中，常德市血站留存的樣本更少，大約1毫升。

朱志斌分析，標本開蓋之后容易污染，哪怕很微量的污染在核酸實驗中也會放大幾億倍，可能造成陽性的結果，而恰恰張家界中心血站自查時就開蓋檢測了，也用掉了一些樣本，計量變少，也可能影響檢測結果，這可能是相關機構拒絕檢測的原因。

而是否能對獻血者進行強制檢查，國內未有法律規(guī)定。

張家界中心血站站長余剛寶認為，要從保護獻血者角度去考慮，如果以后碰到輸血糾紛都去找獻血者，誰來獻血？這對無償獻血肯定有影響。

《獻血法》修訂專家稿主要起草人、北京大學衛(wèi)生法學研究中心主任、北大法學院教授孫東東對新京報記者表示，不管是法官還是醫(yī)療機構，追查獻血者在法律上沒有依據，比如說獻血者獻血時如果沒有感染，獻血后感染了，也不能說明他上次獻血有問題。

張家界衛(wèi)計委醫(yī)政管理科科長彭旭表示，衛(wèi)計委要求血站進行自查，未發(fā)現有輸血感染艾滋病問題。目前司法途徑啟動后，行政不能干預司法，因此暫停了調查。

一審判決

2016年10月18日，張家界永定區(qū)法院做出一審判決。判決書稱，本案適用舉證責任倒置，如果各被告不能舉證證明小寶感染與其無關，則應推定小寶感染艾滋病毒與其有關。其中，張家界血站作為小寶提供血液的單位，并未提供證據證實對小寶所用的血液不攜帶有艾滋病毒。

對于張家界市人民醫(yī)院，法院認為，該醫(yī)院作為醫(yī)療機構，非血液的制造人，其責任是對血液的有效期、型號進行核對，但其并未提交證據證實血液的有效期、型號進行核對，因此沒有盡到核查責任，在診療過程中具有過錯。湖南省兒童醫(yī)院未提交證據證實醫(yī)療過程中所使用的醫(yī)療器械是否進行嚴格消毒，另外該醫(yī)院檢測出小寶的艾滋病抗體待復查后，既沒有告知原告到權威機構進行復查，也沒有向衛(wèi)生行政主管部門申報，因此在診療過程中存在過錯。

上海仁濟醫(yī)院在給小寶做尿道手術之前，沒有給其做相關的血液檢測，違反了相關診療規(guī)定。山東泰邦公司雖向法院提交證據其血液制品合格，但未提供證據證實小寶使用血液制品不攜帶艾滋病毒。綜上，法院一審判決5被告共同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和護理費共計40萬余元，各被告承擔20%賠償責任，即各被告賠償8萬余元。

五名被告均提起了上訴。

小寶父母也不服判決，向法院提起上訴。

綜合五名被告的上訴書，共同訴求是，要求二審法院追根溯源，查清艾滋病感染源，其次，一審法院責任劃分不當，不能同等分擔責任。

11月23日，永定區(qū)法院辦公室主任李國勝以案件需要向上級機關報備，以及案件還在二審為由，拒絕了采訪。

北京大學醫(yī)學部衛(wèi)生法學教研室主任王岳認為，這起判例依據《民法通則》的公平原則，在各方均無過錯的情況下，由有可能制造危險的各方均攤這個責任結果，公平原則主要的法理是不能讓受害者哭泣。

艾滋病像魔鬼

住在張家界一間出租屋的小寶，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引起了軒然大波。

“什么是艾滋病，這個病治不治得好？”

張小寶跟媽媽說：“如果用古代的武功能治就好了”。

他也總是問李敏，什么時候回家，這里住的太小，太黑，沒電視看。

陪伴他的是一臺微型DVD一體機，是2014年買的，為了哄孩子打針，李敏花400元在街頭買了一個。

碟片是小寶最親密的伙伴。他有時用手指放進碟片中間的小洞，轉動碟片飛快旋轉；有時又安靜地躺著，對著碟片反光的一面打量自己；有時用透過兩只碟片的小孔，朝著母親做鬼臉。

時間沉淀，艾滋在悄然改變這個男孩。

他變得不愛說話，以前總喜歡跟媽媽說上學的趣事，現在做了噩夢把自己嚇醒，也不會告訴媽媽；他的話語里多了否定詞匯，以前喜歡說自己的理想是當醫(yī)生和警察，現在干脆回答“沒有理想”；以前在媽媽面前用普通話背課文，現在操著一口張家界方言說：“我忘了怎么說普通話了。”

今年上半年的時候，張小寶只有42斤，一天到晚拉肚子。李敏買了一堆止瀉藥，到市里看病或出門，就給小寶褲子里墊了尿不濕。

她后來才知道這是艾滋病潛伏期。

治病欠了4萬多元外債。為了多一個人掙錢，讀初一的哥哥也輟學了，跟著父親在外打工。

自確診感染艾滋后，李敏帶著張小寶住在村里，保密了一年。

她囑咐小寶要一個人玩，不要和其他孩子追逐打鬧。只要小寶出去玩，李敏也如影隨形。

如果碰到小孩來家里玩，李敏像貓捉老鼠一樣緊緊盯著。

今年8月媒體報道后，小寶感染艾滋的事情傳遍了全村。

村民如臨大敵，讓李敏一家不要再回村里。

李敏說，此后，小寶就輟學了，校長說最好不要回來上學，如果回來，學校的學生就會走光。

李敏搬到了張家界市里，租了間房，自己帶小寶。

有好心人幫她打聽了一所山西的紅絲帶學校，但每個月要1600元學費，李敏承受不起。她希望找一所可以承受的學校，在外面租個房子，找一份工作，和兒子一起過。

“艾滋病像一個魔鬼放在身上，跑不了，拿不掉，折磨你。” 李敏一只手摁著太陽穴說，“但他永遠是我兒子，什么時候都不拋棄，否則他就沒有活下去的勇氣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