童年時的四胞胎

孫艷梅 王華軍夫婦

高考前四胞胎合影（從左至右：王富、王嬋、王毅、王苑）

孩子們的高考成績出來以后，45歲的黑龍江農民王華軍常常擰成疙瘩的眉頭終于舒展了一些。

老三一本，老二二本，老大老四三本或高職。作為中國首例被報道的龍鳳四胞胎的父親，4個孩子的成績都夠上大學，算是讓他松了口氣。但對這樣的成績，他其實并不滿意。

“考得太完蛋！”王華軍嘆了口氣，總結道。

他家位于牡丹江市下轄的海林市新民村。1996年，龍鳳四胞胎出生的消息轟動了這座林海雪原上的小城。在當年牡丹江各種媒體的密集報道下，這個普通農民，連同他的妻子和4個襁褓中的孩子，一下子成了家喻戶曉的新聞人物。

從那以后，這個家庭的幾乎每一個細節(jié)都逃不過被圍觀的命運。

按照王華軍最初的想法，能把孩子培養(yǎng)成大學生就是成功。如今孩子們交出這樣一份答卷，他心里面的感覺挺復雜，“說不清是輕松多一些，還是失望多一點”。

“俺們家農村孩子一天沒補過課，自己在市里上學也沒人看著，能考成這樣是不也挺不容易？”

“這幫熊孩子就是沒入進去(門)，唉……你看那英語考的！”

“不管咋樣，孩子們也都考上大學了……”

“一下子供4個大學生，學費啥的也成個問題，再整吧……”

他總是這樣不由自主地陷入糾結當中，正如18年前，被70萬分之一的幾率擊中的那個當口。

降生記

1995年，懷孕3個月的孫艷梅擔心自己懷了個怪胎。

“長得太快了，兩三個月就能摸著，我尋思什么玩意？”曾經失去過一個嬰兒，這個第二次懷孕的農村婦女有點兒擔心。

5個月的時候，夫婦倆跑去海林市的醫(yī)院檢查，檢查的結果是三胞胎。

丈夫王華軍覺得還是去牡丹江檢查一下比較“穩(wěn)當”。孫艷梅懷孕6個月的時候，倆人揣著全部存款一千多塊錢，去了牡丹江婦幼保健院(當地人習慣稱之為“婦產醫(yī)院”)。

對著儀器的屏幕，B超室的醫(yī)生禁不住驚喜地叫了出來：兩男兩女，是4個！我看到4個小腦袋！

突如其來的消息讓王華軍有點兒懵，孫艷梅則焦急地追問：4個腦袋不是長在一起的吧？

醫(yī)生告訴這對20多歲的農村夫妻，四胞胎的成活率低，必須立即住院，否則十分危險。

王華軍有點兒糾結，一方面，他們已經失去過一個男嬰，這次說什么也得把孩子保住。另一方面，夫妻倆只有4畝口糧田，主要收入靠他冬天去林場打零工，先不說住院得花不少錢，就說這4個孩子，生下來咋養(yǎng)？

“能保倆就行……”對沒出世的孩子，王華軍當時還沒法體會那種血脈相連的親情。

“要保就得全保，否則一個也保不?。?rdquo;

被醫(yī)生嚴重地警告后，這個頭發(fā)特別烏黑濃密的年輕人只好硬著頭皮去辦理住院手續(xù)。

安頓好妻子，王華軍抽空回了趟家。收拾住院生活用品的時候，他告訴家里人，媳婦懷的是四胞胎。跟孩子媽的反應一樣，奶奶也擔心：正常嗎？能活嗎？孩子的姥姥和三姨姥則趕緊趕工，給4個孩子做小棉襖、小棉褲。

就在這一家子忙著為新生兒的到來做準備時，另一些人也忙碌了起來。

檢查出四胞胎的當天晚上，牡丹江人民廣播電臺的一名記者接到了婦產醫(yī)院院長袁麗華的電話。這位情緒興奮的老朋友開門見山地向她宣布：我這里有一個大新聞！你來策劃一下？

醫(yī)學界有關調查資料推算顯示，正常情況下，雙胞胎的出現幾率是1/89，三胞胎約1/7900，四胞胎大約要出生70.5萬人才會有一例。四胞胎本身就罕見，即便有，也多為“四小龍”或“四小鳳”，而龍鳳四胞胎在當時并沒有記載。

“牡丹江市婦幼保健院將迎來全國首例龍鳳四胞胎”是件前所未聞的大事兒，這個記者火速通知了市里和省里的媒體，緊鑼密鼓地籌劃起這場平面媒體、廣播、電視聯合報道的“全媒體”行動。

1996年1月30日，即將臨盆的孫艷梅在鏡頭的簇擁下艱難地翻上了手術床。

住院期間，婦產醫(yī)院想盡辦法地幫她保胎，不僅每日免費供應營養(yǎng)餐，還不時地給她買各種水果。醫(yī)院拿她小心翼翼，洗澡的時候不讓她搓肚子，怕把孩子“搓掉了”。

或許再找不到第二個產婦能受到與她相同的“待遇”：手術室里，除了醫(yī)護人員，外圍還站著一圈兒身穿白大褂，或舉照相機或扛攝像機的記者，嚴陣以待。

躺在手術臺上，孫艷梅除了緊張，唯一的感覺就是手術床太窄了，有點兒放不下她的大肚子。懷孕期間，她的體重增加了近70斤，走在醫(yī)院里，不明就里的人都笑她“肚子大得不像樣”。

手術室外的王華軍也挺窘，他沒想到生孩子這件事兒也能吸引記者。面對著烏烏泱泱一大群記者，這個不太愛說話的農村青年有點兒手足無措，等待孩子的緊張和應對媒體的生澀，讓他說話直打磕巴。

上午9時12分開始，4個孩子被陸續(xù)取出。老大6斤4兩，老二6斤，老三5斤6兩，最小的老四也有4斤8兩。

護士們把孩子一個接一個地抱出來，走廊旋即變得喧嘩。王華軍把每一個孩子都細細端詳了一番，白色襁褓里的4個孩子粉嘟嘟的小臉兒，讓他笑得眼睛瞇成一條縫，嘴里不住地重復著同一句話：高興，確實高興。

人群中有人適時插話：快跟院長說幾句。話筒隨即伸過來。

王華軍趕忙轉身，握著院長的雙手說：“感謝感謝，這4個孩子的生命是你們醫(yī)院給的，要是在家，絕對那個什么……”

手忙腳亂的日子

從牡丹江城里回到新民村，夫妻倆初為人父人母的喜悅，很快便被亂糟糟的房間和洗不完的尿布攪得七零八落。

王華軍至今仍清楚地記得，孩子出生的頭一年里，因為要洗大量的衣服和尿布，他們家用掉了整整9箱肥皂，家里那臺老式波輪洗衣機的甩干桶也給甩壞了。

剛從醫(yī)院抱回來的時候，除了母乳，4個孩子每天吃半袋奶粉足夠；十幾天后，奶粉的消耗速度變成了一天一袋；不到3個月，孩子們吃光了80袋奶粉。

加上這期間購買和用壞的30多個奶瓶，50多個奶嘴，家里的花銷一下子大得驚人。省內的一家乳制品企業(yè)主動提出，供應四胞胎的奶粉直到其成年。

奶粉的問題算是暫時解決了。但生完孩子之后，家里的勞動力只剩王華軍一個人，且自打孫艷梅懷孕，他冬天再也沒辦法離開家，獨自去林場打工。

最怕的是孩子生病，同樣的病，4個孩子每每得輪流生一次。第一年年底，單在村診所的結賬，就有3000多元，相當于夫妻倆當時一年的收入。王華軍只得開始生平第一次借債，對象是在日本打工的妹妹。

回家的時候正值寒冬臘月，農家的房間里，除了炕頭是熱的，頭頂上的空氣都透著冰冷。4個娃娃被凍得哇哇直哭。王華軍只好用兩床棉被把他們嚴實地裹起來。

擔心來回起身掀被子凍著孩子，王華軍當父親的第一年是打地鋪度過的。不過，他真實睡在地上的時間并不長，4個孩子不停地哭、尿，按住了葫蘆浮起瓢，讓夫妻倆不得安生。

“白天在地里干活兒，兩條腿都打晃。”想起那種滋味，王華軍五官都皺到了一起。他還不到50，頭發(fā)已經灰白，薄薄覆蓋在頭皮上。“讓他們給我整的，我現在一看著那么大的小孩就頭疼。”

“那幾年可煩人了，一個哭都跟著哭，吱哇亂叫。”46歲的孫艷梅回憶起初為人母的前幾年，忍不住“嘿嘿”苦笑了幾聲。

體格一直很健碩的孫艷梅，生完孩子后身體再沒好起來。頭半個月里，她一直在發(fā)燒，裹在被子里依然感覺渾身發(fā)冷。

懷孕期間她的臟器受到嚴重擠壓，肋骨也被撐得外擴變形，身體總是不自覺地后仰，沒辦法支撐身子給孩子們喂奶。

孩子慢慢會爬了，孫艷梅的日子也并不好過。白天家里只有她自己侍弄4個孩子，做飯、上廁所都需要趁著孩子睡著的空檔抓緊完成。她常常在看著孩子的時候，不由自主地低下頭打盹，然后再被孩子的哭聲驚醒，一個不留神，孩子從炕上跌下去了。

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，王華軍找來木工，在炕邊兒打了一排木柵欄，把幾個孩子“圈養(yǎng)”了起來。

眼看著小兩口的忙亂，孩子的奶奶把兩個孫子接到身邊撫養(yǎng)。后來因為老二不吃母乳就會拉肚子，只好把老二送回來，換了老三。

老二小時候身體比較弱，在家待了半個多月就開始發(fā)高燒，后來又轉成肺炎。農村醫(yī)療條件差，夫妻倆只好又把孩子送到了婦產醫(yī)院，因為家里離不開人，老二被“寄存”在那里治病，直到好了才接回來。

“那會兒一有毛病就送婦產醫(yī)院，我也不管就回來了。那個時候的醫(yī)院辦公室主任挺好的。俺們家老大還抽過他的血呢。”王華軍說，“好像說是給小孩輸血，病好得快。”

說起婦產醫(yī)院當年的照顧，王華軍直到現在依然充滿了感激。孫艷梅住院期間，夫婦倆身上帶的錢很快花完了，剩余的住院費和手術費，醫(yī)院考慮到他們的情況都沒有收。四胞胎回家后，婦產醫(yī)院還派醫(yī)生給孩子們做了次免費體檢，贈送了一些兒童用品和玩具。

為了表達感激，孩子剛出生的時候，王華軍就把給孩子起名的權利交給了醫(yī)院。最終，在一個媒體人的提議下，按“婦產醫(yī)院”的諧音，4個孩子按長幼，依次取名為王富、王毅、王嬋、王苑。

老大老二是男孩，老三老四是女孩。因為是異卵多胞，4個孩子長得各不相同，性格也挺不一樣。

“老大最淘，小時候喜歡趟水、摸魚。老二性格最像我，他腦瓜好使。老三小時候最愛哭，哭起來小臉兒黑紅黑紅的。老四最有主意，能攛掇事兒，那幾個都聽她的。”黑瘦的王華軍總結道。

孩子會跑會跳以后，孫艷梅開始到地里幫王華軍干活。4個孩子常常趁媽媽不在家的時候，把家里看門的黃狗抱到炕上玩耍，然后給她留下滿炕的屎尿，和4套臟衣服。

夫婦倆對孩子有點兒嬌慣，上初中之前，孩子們很少自己洗衣服。初中住校后，每個月回家的時候，孩子們都會背回來些“大件兒”給孫艷梅。王毅還曾經鬧過“一條床單在水房泡一個月”的笑話，“發(fā)現的時候都泡臭了”。

零用錢不夠的時候，老二老四常常攛掇老大老三去管奶奶要，奶奶疼這兩個在她身邊帶過的孩子。孩子們一句“等我考上大學一定報答您”，就能把老人家哄得直樂。

被圍觀的生活

“我不愿接受媒體(采訪)，我也不會說。真是，咱有啥的啊，就是種地的。有些人就不，他們老覺得俺家4個孩子怎么怎么的，想太多了。”王華軍說。

用他的話說，媒體來了，可能就為了拍張照片，完成任務就走。但他們還要繼續(xù)生活在村子里，關于他們一家的閑話已經太多了。

孩子剛生下那會兒，關于社會各界關注四胞胎一家的新聞鋪天蓋地，村里人都知道這家人收到了捐款。有人猜測：王華軍一定借孩子發(fā)了筆大財。

“婦產醫(yī)院扣除了醫(yī)藥費，我最后就收到了九千。這不是嘛！”王華軍從柜子里翻出一個已經泛黃的筆記本，上面用鉛筆工工整整地記錄著捐款的年份、單位和金額。

“有些事你沒法辯解，你說了人家也不信。唉！”坐在缺了靠背的椅子上，王華軍佝僂著身子，蜷起一條腿擱在胸前，用雙手抱住，像一只試圖縮回殼里的蝸牛。

最讓這個男人窩火的是，哈爾濱有一個給孫艷梅開過藥的中醫(yī)，在四胞胎出生后打出廣告，貼出他和孫艷梅的照片，說他們夫婦倆結婚多年不孕不育，是吃了她的中藥后，才一舉生下四胞胎。

“我媳婦之前那個孩子沒活，為了調養(yǎng)身體才找她抓的中藥。”王華軍氣惱地說，當時小廣告發(fā)得到處都是，結果媒體都聽那位中醫(yī)的，追到村里來采訪，兩口子又無端惹上了收錢的謠言。

“那你咋不告她？”

“告啥啊，她也是為了藥好賣，再說咱確實在人家那看過病。”王華軍搓了搓胳膊，無奈地說。

相比王華軍的隱忍，性格直爽的孫艷梅，有時會忍不住開腔辯幾句。

報戶口的時候，婦聯的人問她：你這是一胎養(yǎng)的么？不是一胎養(yǎng)的說啥也不能給你報。

“可不是一胎，不然誰也不能要這些玩意，我現在也不能掐死。”孫艷梅氣得夠嗆。

他們家的一舉一動都被人盯著。孫艷梅從生產完落下了高血壓的毛病，天一熱不能下地干活兒，有人揶揄她：錢多得連活兒都不干了。王華軍為了多承包幾坰地，借錢買了輛拖拉機，又有人議論：吃低保還有錢買車？

事實上，時隔將近20年，村里人都看得出來，王華軍的家庭條件并沒發(fā)生什么變化。

一家六口居住的，還是那間有40多年歷史的老房子，屋里的墻皮已經開始脫落，水泥地面和灶臺卻被孫艷梅擦拭得發(fā)亮。

那臺被人說三道四的拖拉機，王華軍也是下了很大決心才向親戚借錢買的。他們家原先只有一輛俗稱“螞蚱子”的小手扶拖拉機，遇上泥濘就走不了道，開起來還挺危險，他曾經被甩出去過。

有一年秋天下霜早，夫妻倆每天天不亮就打著手電，走十幾里山路，到山那頭的地里搶收倭瓜。“就我兩人，地一濘螞蚱子就出不來。我倆只能從地里一點兒點兒往外扒。”

新拖拉機大部分路面都能用，但王華軍還是覺得肉疼：這么一個車頭就要4萬啊。

1998年，一個北京做影視的老板曾想要資助他們全家——讓孩子到北京上學，王華軍夫婦在影視公司打工。為了孩子，王華軍夫婦尋思試試看。結果，一家六口在北京待了不到一個月，就決定回東北老家。

王華軍說，那位董事長是個好人，是真心想幫忙。但讓4個農村孩子在北京上學哪兒有那么容易，人家公司也不缺人，不好在那里白吃白住。

“咱是農村人，享受不了那里。人情世故也做不了那么理想。”他說，“農村家再破也是家。咱們自己慢慢整吧。”

這些事夫婦倆從來不在孩子面前提起，他們不想給孩子們帶來壓力。

然而四胞胎的標簽還是讓孩子們感覺到負擔。自打去海林林業(yè)局一中讀書，換了新環(huán)境的4個孩子就拒絕再穿同樣的衣服。

“我上了大學，絕對不讓人知道我是四胞胎。”性格耿直的王苑帶著點兒情緒說道。

他們的每一個成長節(jié)點都被人關注，4個孩子對媒體已經從小時候的好奇，變成了現如今的反感。

高一軍訓的時候，電視臺又來拍他們。王苑干脆把帽檐壓低，任誰也別想拍到她的正臉。

高考之前，媒體來跟拍他們從家到考場的全過程，結果她全程躲在哥哥姐姐后面，剛一到學校，就一頭扎進人堆里不出來。記者只好抓住老二王毅，讓他講兩句。

事實上，這些年來，除了高考這樣的“大事兒”，持續(xù)關注這家人的媒體已經寥寥無幾。曾經那陣跟蹤報道的狂熱，在消退的同時，也帶走了與之相關的承諾。

曾經表示為四胞胎提供奶制品直到18歲的那家企業(yè)，最終只堅持了兩年多。曾經對著鏡頭，承諾孩子多了政府會幫助撫養(yǎng)的一位海林市領導，在鏡頭之外，再沒有過問過這個家庭的情況。而婦產醫(yī)院的領導也已經換了幾屆，對待這個農民家庭的態(tài)度顯得有些疏遠。

孫艷梅曾經去村婦聯，想問問國家對多胞胎有沒有啥補助政策。人家搶白她：沒有政策，你養(yǎng)4個咋還養(yǎng)出功來了？

“咱就去問問，又不是管你要錢，這讓人扒扯一通！”

從那以后，孫艷梅和王華軍打定主意：以后咱誰也不用，就憑咱自個兒，誰讓咱自個兒養(yǎng)的。咱掙干的吃干的，掙稀的吃稀的。

學習這件大事

因為自己家養(yǎng)了4個孩子，王華軍從來不跟別人比什么。只有一件事例外，就是孩子們的學習。

王華軍上高中的時候，成績不錯，他參加過高考，只差5分沒考上大學。他一直挺后悔，當時考上大學的高中同學，大部分在海林市里混得不錯，“這個長，那個長的，出門都開著小汽車，還有當律師的”。對比自己的境況，他后來很少參加同學聚會了。

四兄妹被海林林業(yè)局一中接收后， 王華軍擔心農村孩子基礎不行。他找木頭釘了塊小板，刷上黑漆，又在村大隊裝修房子扔掉的廢物堆里，撿了一大盒彩色粉筆。

等孩子們放暑假回來，王華軍自家的小課堂就開始了。

他蹲在地上講，孩子們趴在炕上聽。主要講下個學期要學的數學，順帶著輔導一些英語語法。講完例題王華軍還會出題給孩子們做，然后挨個檢查。

“最怕他給俺們上課。”“做題做不出來就得挨打。”“俺們都希望趕緊到中午，好去我奶家吃飯。”孩子們齜牙咧嘴地回憶道。

“王富被打的次數最多。”老四王苑還不忘揭短。這個家庭小課堂持續(xù)了3年，孩子們上高中以后，王華軍也輔導不了了。

孩子們在“對付”老爸上很有默契。上小學時，只要考試沒考好，王華軍問起來，4個孩子永遠口徑一致，只說名次，不說分數。

“農村小孩學習都不咋好，名次肯定比分兒好聽。”比較外向的王毅嘿嘿地笑著說。

上了高中，家里只有王苑讀文科，王華軍在屋里的墻上貼了一張中國地圖，一張世界地圖。

“我說地理什么的有些很好整，你一閉上眼睛中國地圖和世界地圖不就在你的腦子里么？中國鐵路走什么線，黃河經過哪幾個省，不都在腦子里裝著么？我現在都在腦子里，一說哪個省省會不都在腦子里么？”

“我說你們學習不好是你腦子里沒有。他們不行！現在這孩子不行，一點兒壓力沒有！”王華軍無奈地擺了擺手。

在家看電視的時候，幾個孩子喜歡看動畫片。王華軍卻總想讓他們看新聞，了解點兒時事。他還推薦了一個節(jié)目《海峽兩岸》，但幾個孩子對這個節(jié)目并不感冒，放假的時候依舊占著電視看動畫片，王華軍也就沒再堅持。

四兄妹在村里的新民學校念完了小學。農村學校沒啥師資力量，王毅記得，一個老師能教好幾門課，教音樂的還教數學，教體育的也教英語。村里面的家庭，但凡有點兒能力，都把孩子送去海林市里讀書。到四胞胎快要小學畢業(yè)的時候，包括他們4個在內，只剩9個學生準備在新民學校繼續(xù)念初中。

村里人念叨：他們家4個孩子，估計是只能在新民繼續(xù)念書了。王華軍聽完心里特別不是滋味，他跟孫艷梅商量，無論如何也要把孩子送到海林去讀。“窩在村里就廢了。”

2004年，江蘇電視臺曾在南京舉辦過一個多胞胎的晚會。王華軍形容當時的場面：來了好些人，還有挺多明星，胡兵、吳若甫什么的都來了。

那次活動邀請了全國各地的多胞胎家庭，他們一家第一次知道，原來四胞胎家庭這么多。但對比之下，王華軍有點兒難過。

“人家的四胞胎，多數是城里的，農村的也是條件不錯那種，家里從小兒就培養(yǎng)，學點兒才藝啥的。那小孩一看就參加過挺多節(jié)目，都可會說了。”后來在演藝圈小有名氣的“南京四小鳳”也參加了那次活動，還表演了節(jié)目，挺出彩。

這些王華軍都覺得不算啥，最讓他難受的是，主持人把話筒遞過來，讓每個家庭的小朋友說說自己的理想，人家的小孩都很會說，有的想當歌唱家，有的想當科學家。

“話筒遞給俺家老大，他給我崩出來一句：長大想種苞米，種黃豆。哎呀給我這心里氣得！”他打定主意，無論如何得讓孩子好好學習，走出去，多見見世面。

那次的南京之行，并沒讓孩子們長很多見識。最后一天，活動方給每個家庭1000塊錢，讓他們自己在南京轉轉。王華軍說，去一趟中山陵，俺們家6個人，1000塊錢就快沒了。后來就去夫子廟，一個人30塊錢。海底世界轉一圈得七八百，也沒去成。

孩子們第一次見到了肯德基，也沒進去吃，只是在門口拍了張照片。

上初中的時候，海林市林業(yè)局一中破格接納了這個非林業(yè)系統(tǒng)家庭的4個孩子，不僅免去了所有的學雜費，每年還給貧困補助。

王華軍覺得學校照顧太多，心里有點兒過意不去。校長曾提出學校食堂讓4個孩子免費吃飯，被他謝絕了。

“學校幫太多了，咱不能再那樣，那不賴上人家了嗎？”比較了附近“小飯桌”的價錢，他給孩子在學校附近租了個房子，讓孩子們自己做飯，孫艷梅隔三差五過去看看。

外面的世界

孩子高考之前，在家頂多干點兒家務。老大掃地，老二擦炕，姐倆洗碗，是從小學開始的固定分工。王華軍夫婦從沒讓他們干過農活兒。

然而對于種地的不易，孩子們并非一無所知。

老二王毅記得，在他們上小學的時候，趕上搶農時，爸媽早上3點多就出去割黃豆。那個時間天氣涼快，等太陽出來，天一熱，黃豆就會炸開。

這個相貌挺好看的少年還隱約記得，有一年，因為下霜早，苞米都“綠棒子”了，爸爸只能把不成樣子的苞米，以幾毛錢的價格賤賣給釀酒的人。

王華軍每個月給4個孩子各500元生活費。這筆2000元的固定支出后來不得不慢慢加大，“這幫熊孩子，原來給500還有剩余，后來給500花500，給600花600”。

話雖這么說，他還是時不時打電話給住校的孩子們，告訴他們：錢不夠了就跟家里說。

為了籌錢，他每年冬天都去林場里打工。王華軍打的工，當地俗稱“放套子”，就是把林場采伐下來的木材，用牛拉爬犁的方式，從山上運到山下卡車可以通行的地方。林場會按照立方米數計算工錢。

“一(立方)米的木頭有2000多斤”，一天的工錢差不多有幾十塊，工資隨距離遠近和木頭的種類，也會有點兒浮動，但大體差不多。

不少年輕時跟他一起“放套子”的人，到了這個年紀都不干了：干活兒的地點都是在沒有人煙的山溝里，方位感不強的人很容易迷路。

王華軍雖然常常自嘲：爹媽都這樣，孩子能精到哪兒去？也常常數落孩子們“完蛋”、“學習不好”。但只要孩子們想繼續(xù)讀書，他就繼續(xù)供。

4個孩子都挺奔勁兒的。王富和王苑成績稍微差一點兒，教過他們的老師說，那是因為基礎太差，可孩子沒放棄，一直認真地學。

“他們自己也知道咱這家庭，你爹就這么一個腦袋能賺多少錢。俺們也不比。俺們也這樣事兒了，也盡力了。”孫艷梅說。

王毅和王嬋在重點班，班主任去過他們租住的房子，發(fā)現只有兩個女孩有桌子學習，王富和王毅都趴在床上寫作業(yè)，說已經習慣了。

兄妹四人幾乎一直是各學各的。王富曾問過妹妹王嬋一道數學題，小姑娘繼承了爸爸的數學天賦，也繼承了媽媽的直脾氣，講一次看哥哥沒聽懂，就沒好氣兒講第二遍。打那以后，王富再沒問過她題。

他們以“出生時間”沒差幾分鐘為理由，從不以兄妹相稱，而是直呼其名。但王富還是很有“大哥”的責任感，高中3年，幾乎都是他給弟弟妹妹們做飯。孫艷梅常說：俺家那幾個，有啥臟活兒累活兒，都愛指使他哥。

干家務影響學習，但王富在高考前告訴班主任：只要王毅和王嬋能考好就行。

王華軍在王毅身上傾注了最多期望，他覺得這孩子從長相、性格到頭腦，都很像當年的自己。

王毅說，他是4個人當中唯一補過幾天課的。中考前，因為他英語實在太差，爸爸掏了200塊錢，請老師給他補了幾節(jié)課。結果，中考時他的英語成績，比平時漲了30多分。

但這次高考王毅沒發(fā)揮出正常水平。這是王華軍最大的遺憾。“人王嬋考前能學到半夜，他早早就睡了，你說氣不氣人？”沉默了一會兒，他嘆了口氣說，也怪咱做父母的，沒法守著孩子學習。

“有時候我就尋思，你們既然來到這樣一個家庭，你好好爭爭行不行。就這個命，這家不行你別來呀。唉！”王華軍紅了眼眶。

他念叨，說啥也會把孩子供到大學畢業(yè)。自己這輩子就這樣了，就希望孩子能替他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
在南京的時候，主辦方邀請每個家庭都在白馬公園里種下一顆小樹，并掛上銘牌，用鎖頭鎖住。那把鎖的鑰匙，至今仍被王華軍好好地保存著。

10年前，這個父親曾在那里默默鎖住自己的誓言：再苦，也要讓孩子走出去。他希望將來有一天，4個孩子能夠再到那棵樹下看看，親手把鎖打開。